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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望丨簡牘中的反腐
2024-06-15 17:56:02          來源:《瞭望》 | 編輯:張孟成 |         

◇簡牘記述了朱表案發(fā)后一系列曲折的過程。其中包括朱表做假賬企圖掩蓋糧庫虧空,案發(fā)后對抗調(diào)查,堅稱自己是“自首”,還涉及朱表使用劣質米入庫企圖掩人耳目等“神操作”

考古學者研究出土簡牘發(fā)現(xiàn),從秦代到三國時期,執(zhí)政者對小吏貪腐行為“緊盯不放”

已經(jīng)解讀出的長沙、湘西、益陽等地出土的簡牘,顯示從秦漢到三國魏晉時期,反腐制度建設已經(jīng)趨于嚴謹、縝密

妥善保護和深入挖掘古代簡牘中的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資源,有助于厚植廉潔文化土壤,鞏固廉潔文化陣地,教育引導人們把崇德尚廉內(nèi)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具有重要的現(xiàn)實意義

文?|《瞭望》新聞周刊記者?蘇曉洲?謝奔?明星

長沙簡牘博物館參觀者絡繹不絕(2024 年 5 月 1 日攝) 蘇曉洲攝 / 本刊

小小簡牘,承載千秋歲月。隨著更多深藏于簡牘中的文化密碼被破譯、解讀,歷經(jīng)五千多年傳承發(fā)展的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,帶給今人更多啟示。

湖南省益陽市博物館,珍藏著益陽市兔子山遺址2013年出土的一枚簡牘,上面記錄了一起塵封兩千多年的西漢貪腐案。

考古專家告訴《瞭望》新聞周刊記者,這枚大型木牘用隸書書寫100多個漢字,記載著一位名叫“勛”(姓氏不詳)的官員因貪污而被懲罰的經(jīng)過。

當時,益陽縣每年向長沙郡上繳錢糧,“勛”在赴長沙上繳錢糧途中,監(jiān)守自盜將錢糧貪污。中飽私囊的罪行被發(fā)現(xiàn)后,“勛”的貪污所得被追回,并被判處刑罰。此案于西漢漢平帝劉衎在位時期的元始二年(公元前72年)十二月審結,距今已有2096年。

湖南出土的大量從秦漢至三國的竹簡木牘,詳細記述了多起反腐案件。古老文字拂來清廉之風。這些穿越歷史長河留存至今的文化遺產(chǎn),刻畫著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深藏的“廉政基因”。

貪官落馬

位于長沙市天心區(qū)白沙路的長沙簡牘博物館,是國內(nèi)首座集簡牘收藏、保護、整理、研究和陳列展示于一體的現(xiàn)代化專題博物館,藏品主要為長沙走馬樓出土的10萬余枚三國孫吳時期簡牘和2000余枚西漢時期簡牘。

多年來,文物工作者將零散、發(fā)黑甚至變形、缺損的簡牘揭剝、辨識、編排、整理,積極開展研究。該館副研究員熊曲介紹,通過簡牘的史料發(fā)掘,一個三國時期東吳的反腐案件——吳昌縣縣令朱表盜米案浮出水面。

簡文記載,大約在公元234年至237年間,朱表在擔任長沙郡(治所臨湘,今為長沙境內(nèi))下轄的吳昌縣縣令時,違反糧倉管理有關規(guī)定,私自提取“中倉”米應急。其中,七十斛給鄱莽和仁(人名),又為路上口糧五十斛、給兩傍人“各廿五斛”,共計一百七十斛。

簡牘記述了朱表案發(fā)后一系列曲折的過程。其中包括朱表做假賬企圖掩蓋糧庫虧空,案發(fā)后對抗調(diào)查,堅稱自己是“自首”,還涉及朱表使用劣質米入庫企圖掩人耳目等“神操作”……

研究人員介紹,三國時期東吳一斛大約相當于現(xiàn)在20.4升,一百七十斛米大約相當于3468升,在生產(chǎn)力十分落后的三國時期可謂“涉案金額巨大”。此案或牽涉到三國著名人物諸葛恪,“驚動”吳國最高統(tǒng)治者孫權過問并下令徹查。由于案情復雜,案件查辦也一波三折。長沙郡辦案官員細致調(diào)查,以證據(jù)說話,最終認定朱表盜米案罪名成立,判決朱表“不應為自首。乞傅前解,行表軍法”。

“耗子”被抓

考古學者研究出土簡牘發(fā)現(xiàn),從秦代到三國時期,執(zhí)政者對小吏貪腐行為“緊盯不放”。

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古城出土的3.7萬余枚秦簡中,一個“公船追索案”被官吏詳細記載。

距今2200多年前,遷陵縣司空守(一個縣負責工程營建的官員)“樛”報告縣府,稱竟陵蕩陰有一個叫“狼”的人,以“借”的名義拿走公家一條長三丈三尺的船,一直沒有歸還。

“狼”是司馬昌(司馬是重要的軍事官員,昌是人名)的屬下,縣府遂告知司馬昌,讓他催促“狼”還船。司馬昌回復:“狼”有官司在身,案子正在復審中,人在卒史(郡級屬吏)“衰”“義”處。今將財物校驗清點文書抄錄一份上報,通過“衰”“義”向“狼”訊問船在什么地方,如果丟失,就寫一份債券給遷陵縣府。寥寥數(shù)語充分展現(xiàn)了秦代律令之威嚴。

在長沙簡牘博物館,展陳文物和動漫短視頻講述了一則三國時期懲辦“小吏大貪”的案件。

熊曲等研究人員介紹,這起案件見諸長沙走馬樓出土的《錄事掾潘琬》木牘等400多枚簡牘。史料顯示,當時的小吏許迪被差遣到淕口典賣官鹽,利用職務便利盜用賣鹽所得的米112斛6斗8升(約等于1724公斤)。

擔任類似今天“巡視巡察”工作的尚書,在檢校長沙郡嘉禾二年官鹽簿時,發(fā)現(xiàn)許迪在賣鹽記錄中只記錄了賣鹽數(shù)、得米數(shù),卻沒有記錄“鹽米量”即鹽米的兌換比價。嘉禾四年,官員廖咨按要求核查倉米賬目,并問許迪相關情況,由此“東窗事發(fā)”。

許迪在東漢建安廿一年(公元216年)擔任縣吏,東吳黃龍三年(公元231年)正月廿日為淕口賣官鹽,至嘉禾四年(公元235年)事發(fā),已經(jīng)為吏二十載?;蛟S是自知罪孽深重,許迪為了逃避懲罰,使出渾身解數(shù)。

首輪審訊,許迪承認了犯罪事實。但進入“二審”環(huán)節(jié)(錄見督軍)時,他改辭翻供,否認盜用,堅稱“未入公倉的112斛6斗8升米為預留作為搬運、加工費的余米,自己并未據(jù)為私用”。同時,他還利用監(jiān)管疏漏,指使其弟篡改相關賬目,企圖里應外合,把水攪渾……

這些招數(shù)被案件調(diào)查方一一識破。最終,面對確鑿證據(jù),許迪低頭認罪,承認盜米事實,接受法律嚴懲。

記述許迪案的簡牘中,還有很多其他廉政細節(jié)。比如,東吳政權嚴格監(jiān)督承擔收購、儲存、經(jīng)營糧食重要職責的官吏,對伺機漁利造成國家損失、影響糧食安全的“糧耗子”嚴懲不貸;查辦糧食貪污案不力的官吏,也承擔連帶責任被一并懲處;法律對“腐敗分子”自首寬大處理,但對拒不認罪、百般抵賴者則加重處罰……

“1700多年后重新審視這一小吏貪腐案,仍然能帶給我們震動。”長沙市紀委監(jiān)委第九審查調(diào)查室主任鐘建平說,許迪案查案過程曲折復雜,最終辦成“鐵案”,生動展現(xiàn)了我國古代嚴肅反貪治腐的力度,對推進反腐敗斗爭具有借鑒意義。

“籠子”扎緊

研究人員告訴記者,已經(jīng)解讀出的長沙、湘西、益陽等地出土的簡牘,顯示從秦漢到三國魏晉時期,反腐制度建設已經(jīng)趨于嚴謹、縝密。

比如,里耶秦簡記述:一個名叫“銜”的倉管報告,上洞庭尉府公干人員名單附在公文背面,由一個名叫“溫”的人帶隊,有兩名士兵陪同。遷陵縣提供的差旅伙食僅限三月。請經(jīng)過的各縣、鄉(xiāng)按照相關規(guī)定提供保障。研究人員介紹,這份秦簡中的文件,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“公務接待函”,意在規(guī)范公務接待,避免鋪張浪費和損公肥私。

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東吳簡牘,記載了嚴密的防范“糧耗子”措施。

比如,有簡牘分三欄書寫州中倉吏領受各類租、稅、限米等情況。內(nèi)容為正月二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三天的數(shù)據(jù)。三天中,倉吏領受的雜米有:稅米、余力租米、吏帥客限米、司馬黃松限米、佃帥限米、佃吏限米、私學限米、新吏限米、八億錢米,等等。負責領受的倉吏包括郭勛、馬欽、張曼、周棟等四人,而上報者為已經(jīng)離開倉吏崗位的潘慮。林林總總,無不顯示當時賦稅入賬的分工明確,賬目管理制度較為成熟。

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李鄂權在接受《瞭望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,從司法史的角度考量,許迪盜米案研究意義豐富。記載此案的簡牘顯示,三國時期法紀嚴明,治貪力度大,注重查案過程要經(jīng)過嚴謹?shù)某绦蚝筒襟E,強調(diào)材料要經(jīng)過多方驗證核實。同時明確要求充分保障“犯罪嫌疑人”權益,“考人尚如官法,不得妄加毒痛”,即結論要力求真實可靠,不能隨意刑訊逼供。

簡牘研究學者、深圳技術大學教授王樹金介紹,已發(fā)掘的秦簡顯示當時對官員事無巨細的嚴格要求。

比如,1975年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簡《法律答問》中規(guī)定,對于盜竊錢財、挪用公款,均視同盜竊,以盜竊罪論處。又如在公車管理方面,一枚里耶秦簡記載,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,遷陵縣一個叫“建”的邦侯守(駐軍負責人)通告當?shù)刂鞴埽河酚兄甘荆瑥默F(xiàn)在開始,縣府公務借用驛站馬匹,搭乘與公務無關的人員,或用于其他用途,距離一里以上,視同貪贓,參照偷盜的相關律令處罰。

秦簡里還記錄著當時制定的詳細的“公務接待每餐規(guī)定”“官府伙夫、車輛配置標準”和“官吏出勤考核制度”。比如,規(guī)定:接待御史卒人,主食粺米半斗,副食菜羹、韭蔥,醬四分之一升;接待三級爵位以下和無爵小吏們,糲米一斗,副食菜羹,鹽二十二分之二升;官府工作人員15人以上,每10人配1伙夫,每15人配1輛牛車和1個看牛人;官吏上班為早上7點,下班為下午5點;把不用拷打、恐嚇而辦好案件作為評判官吏好壞的標準之一,反對濫用刑罰、屈打成招……

“古代簡牘涉及廉政的內(nèi)容豐富,積淀了深厚的廉政思想和寶貴經(jīng)驗?!毕嫖魍良易迕缱遄灾沃菁o委監(jiān)委宣傳部部長楊挺認為,妥善保護和深入挖掘古代簡牘中的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資源,有助于厚植廉潔文化土壤,鞏固廉潔文化陣地,教育引導人們把崇德尚廉內(nèi)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。

(《瞭望》2024年第25期 )

責編:張孟成

來源:《瞭望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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